挣扎在盈亏边缘的煤电企业,迎来了改变窘境的曙光。
11月8日,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(下称“中电联”)发布了《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电价机制研究报告》。报告建议,电价的合理构成应包括六个部分,即“电能量价格+容量价格+辅助服务费用+绿色环境价格+输配电价格+政府性基金和附加”,应有序将全国平均煤电基准价调整到0.4335元/千瓦时的水平。
华夏能源网(公众号hxny3060)注意到,目前全国平均煤电基准价为0.38元/千瓦时,如果真如这份报告所言上调0.0535元/千瓦时,煤电基准价将与电煤基准价上浮的幅度相符,发电企业目前的窘境或将得到缓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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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中电联10月发布的《2022年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》:今年前三季度,全国煤电企业因电煤(用于发电的煤)价格上涨增加2600亿元左右成本;大型发电集团超半数以上煤电企业处于亏损状态,部分现金流紧张。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煤电企业的发电积极性,影响到了电力保供和能源安全。
破局的关键,就在于理顺煤电价格形成机制。
中电联认为,今年以来较为严峻的煤电矛盾,主因是电价机制尚存在很多问题。目前,电煤价格长期高企,煤电基准价没有随之调整,上网电价水平难以反映煤电生产的真实成本,市场建设过程中缺乏对于煤电容量的补偿机制。
电煤、煤电基准价不协调
我国电煤、煤电分别采取“基准价+浮动价”的原则来定价,同时,为了化解“煤电顶牛”矛盾,煤、电价格传导机制强调“区间对区间”的原则,即电价随着煤价的浮动而浮动。然而,从近年来的执行情况来看,电煤价格能够随行就市灵活浮动,煤电价格却陷入了僵化。
电煤价格方面,2017年以来,大部分煤炭企业与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(长协),小部分按市场价格采购。长协价格按“基准价+浮动价”机制形成,基准价固定在每吨535元/吨,并与市场情况挂钩。
但在之后,煤炭价格逐年上涨,基准价也水涨船高。直至今年10月31日,发改委办公厅印发《2023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工作方案》,回调电煤长协基准价,“下水煤合同基准价按5500大卡动力煤675元/吨执行”。
至此,电煤长协基准价从当初的535元,上调至675元。虽然相比去年700元/吨的基准价格有所下降,但仍然处于较高位置。
电价方面,2019年10月24日,国家发改委印发《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,提出从2020年1月1日起,将原来的煤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的市场化价格机制。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煤电标杆电价确定,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%、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%。
自此,沿用了近15年之久的煤电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联动机制被新机制替代。但新机制运行刚刚两年,就出现了“煤电顶牛”的矛盾,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。
2021年煤价大涨,电企亏损严重,为完善煤、电传导机制,2021年10月,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不超过20%”的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新机制,进一步放松煤电上网电价浮动范围。
新的范围确立之后,煤电企业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,但仍挣扎在盈亏的边缘,大型发电集团超过50%的煤电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,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
发电上市公司的经营表现,可以印证这一点。华夏能源网(公众号hxny3060)注意到,今年前三季度,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继续亏损,未能实现扭亏;国电电力和华电国际虽然扭亏为盈,但主要依靠股权转让、投资收益、热价上涨等因素,火电业务依然艰难。
究其原因,是电煤价格和煤电上网电价调整的不协调、不对等。电煤长协基准价从当初的535元上调至675元乃至700元,电煤围绕基准价在570-770元之间浮动;而煤电上网电价却仅仅是放松浮动空间至20%,煤电价格的基准价没有随行就市调整,这造成了煤炭企业的窘迫现状。
不过,通过上调煤电基准价格的形式来解决发电企业的盈利难题,实际上回到了2015年电改之前的老思路,很难在根源上解决问题。于是,如容量电价之类的措施就很有必要性。
适时推出容量电价很有必要
随着近些年来新能源发展高歌猛进,尤其是新型电力系统提出后,煤电定位日渐向“支撑性电源”转移,无论是对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,还是新建煤电,只要是用于新能源调峰,煤电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就大受影响。
“十三五”时期,主管部门启动对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,目标是改造2.6亿千瓦机组,目的是使其适应频繁启停和更大范围的负荷波动,以更好地与新能源的波动性进行匹配。
但由于调峰电源的定位令煤电机组收入更不稳定,煤电企业进行灵活性改造的动力不足。“十三五”期间,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仅完成了6000万千瓦,不到总目标的四分之一。“十四五”期间,灵活性改造的任务量有所下降,但依然高达2亿千瓦。
实际上,也确实没有哪家企业愿意为了备用而改造机组。利用小时数太低,效益差,对机器本身损耗也非常大。而新建煤电厂用于调峰,发电企业也普遍不愿意,新增煤电机组用于调峰备用,将摊薄现有机组的发电小时数,导致煤电企业收入波动大、产能总体利用率低,最终带来亏损。况且,煤电厂需要日常人员值守,机组也需要相应维护费用。若平时总是处于备用状态,煤电厂将难以生存。
正因为如此,除了央国企要担当社会责任新建煤电厂备用调峰,罕有社会资本愿意进入。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央国企,也无法承受长期亏损。
因而,业内有很多声音呼吁在政策上给予煤电机组容量电价,即不发电、仅作为系统备用部分的电量也核算收入。但可惜的是,相关政策一直未能推出。在当前煤价高企、电价压力大、宏观经济形势不佳、政府财力有限等情况下,各地担心容量电价补贴会抬高电价水平。
华夏能源网(公众号hxny3060)注意到,截至目前,云南、山东、广东、江苏以及刚刚经历限电之苦的四川等省份,均陆续出台了本省容量回收机制或相关征求意见稿,对此行业内称赞有加。实际效果如何,还需要看实际的落地情况。这些地区的探索,有望对全国煤电价格改革起到示范作用。
长江证券认为,“未来全国范围内的容量补偿或容量电价推行只是时间问题”。容量补偿或容量电价的推行,预计会改善调峰火电机组的盈利水平及盈利稳定性,并直接改善火电长期逆周期的特点,真正将火电定位到公用属性。
火电增利路漫漫,唯有电价能破局。双碳大业重洗牌,“煤电顶牛”何时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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